李克, 朱虹宇丨共情修辞视域下的国家外部认同建构

Original 李克, 朱虹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0-05

收录于合集

#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2期 17 个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 5 个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

共情修辞视域下的国家外部认同建构

文 / 李克, 朱虹宇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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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外部世界认同是国家对外交流的目的之一，而要有效获得外部认同，就离不开共情修辞。共情修辞将受众的情感、认知等纳入考量，赋予利益交织的严肃的国际交流以人文主义色彩，试图平衡“情”与“理”在国家外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共情的亲社会行为属性。这种亲社会属性有助于推动修辞者主动且不带偏见地理解受众，为建构修辞者国家的国家外部认同塑造良好的修辞氛围，以共情修辞催生友好情感并获得共同利益。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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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共情修辞;国家形象;对外交流;外交话语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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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山东大学翻译学院教授

目

录

一共情的内涵与发展

二共情修辞再阐释

三共情修辞与国家外部认同建构

结　　语

中国不断跃升的软实力是一个“有思想灵魂、有行动计划、有平台机制、有内在逻辑的系统性构建”，话语构建是该“系统性构建”的关键助推力。通过恰当的话语传递信息与塑造形象，才能推动实现外部世界认同，形塑利于国家发展的积极外部环境。如何恰当交流并主动争取认同，是对国家对外修辞能力的考验，也驱动我们从多种途径探寻高效交流的方法，心理学中的共情为此带来新视角与新路径。我们以修辞学新概念“共情修辞”之提出为契机，探究对外话语中的共情修辞痕迹及其对国家外部认同建构的作用，以期为今后的对外话语书写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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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情的内涵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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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最初来源于哲学与美学，由德语词“Einfühlung”翻译而来，后在心理学中得到深入发展。早期学者认为共情“意味着一个人感觉另一个人的痛苦或愉悦，在感受过程中，他体验到这种感觉并觉察到原因，但是仍会意识到我只是‘好像’痛苦或愉悦”。后来对共情的认识发展为几个方面：完全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敏感地察觉到他/她的情绪；不做任何评价，不揭穿这个人没有意识到的感觉；用新鲜、不带危险的眼光审视并传达自己的感觉；确认自己是否准确把握了对方的感觉并寻求反馈。自Rogers将共情引入心理学并给出较为全面的定义伊始，多位心理学家都对该领域展开了深入探索。

“情感是身体实践和语言系统以不同方式发生交接的产物，是这种交接产生的特殊动能。”Titchener提出“共情包含的不是对他人活动的直觉，而是想象地重建他人的感觉体验”，“（对于共情的主客体）Lipps倾向于认为共情是对客体感受的被动和直觉的反应，而Tichener则认为共情是个体主动、努力地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在世界”。付迪等人整合了Batson、De Vignemont & Singer、Bernhardt & Singer、Hein & Singer对共情的定义，给出了综合性较强的说法：“共情是人类情感经历和社会交互的重要成分，是指通过观看或者想象能够感知、理解他人处境，能对他人的处境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并对导致这种情绪状态的来源有清楚认识的一种能力。” 不过共情并非是一成不变地滞于固化模式的心理现象，而是依据对象和情境不断变化的。由概念变迁及研究脉络可见，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共情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其视为人际交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共情作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包括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种路径。前者指“以相同的情感对他人的情感作出回应，即感他人所感”，后者指“扮演他人的角色或采用他人的视角，即看他人所看”。情感共情带有人类的本能色彩，可通过情绪感染实现，即当参与一方产生某种情感，另一方被诱发产生类似情感。情感共情以自我与他人的相似性为基础，是受刺激驱动的自动化过程，亦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纳入了后天学习与经验的认知共情则建立于智力理解及理性区分的基础上，通过推测他人处境产生特定心理趋向，是“人类特有的功能，是对他人想法的理解，并以此来推测行为”的心理机制。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虽然关注点不同，但是两者相互影响，情感共情可能影响认知判断，而认知共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情感共情的发展方向，对共情者的行为起到调节作用。

共情能力越强的人越有可能了解外界环境与他人处境，进而做出恰当的交流行为。具体到修辞情境中，对修辞者而言，其共情能力越高，对受众越能感同身受，就越有可能通过更贴近受众情感预期的修辞行为取得颇为显著的修辞效果；对受众来说，共情能力能够促使其深入领悟修辞者的言辞、行为和情感，进而做出较为明智的取舍。小范围人际交流离不开共情，社会公共生活尤其是跨文化的“异质性”活动更离不开共情。共情在现代社会中“通过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及经济机构发挥作用，它正寻求在特定语境中为特定目的培养特定性质”，而此处的目的性使得共情摆脱了原有的“无条件理解”（unconditional understanding）状态，彰显出理念的逐步成熟与其阐释力的提升，这对发展国家修辞能力和建构外部认同带来了新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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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情修辞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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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Burke）在修辞学发展低迷之际，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概念将其再次推至研究高峰。认同指修辞者和受众在交流过程中达成一致，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愈趋于至善，表明修辞效果和交流效果愈佳。新修辞学认同观中的同情认同与对立认同皆关涉修辞者与受众在认知或情感层面的一致，建立于对同一事物的相似认知或情感基础。因此，不论同情认同抑或对立认同，都是修辞者与受众在某一方面已经达成共情或存在达成共情的趋势，而且修辞者为获得受众认同，需要通过完善与巩固自身共情状态，在情感和认知层面找寻共同点并进行恰当的修辞表达，最终使得修辞活动顺利进行。

提出认同观的20世纪正值世界急剧变化之际，通讯工具的便利化推动原本互相孤立的团体紧密相连，全球一体化在彼时已成定势。不过，信息流通、经济发展等层面的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个体层面的一体化，国家、民族、团体、个人之间的差异依旧需要被重视与提倡，因此尊重差异、增进交流、赢得认同、互相借鉴或许才是个体之间的新型主流交往形式。在此背景下，我们追求一种以体会受众情感，并充分发挥自身知识储备和认知能力为途径的修辞模式，结合感性与理性，为打造更加人性化与理性化的认同氛围作出努力，而这种结合情感与认知的途径与共情的两种形成路径相吻合，两者在当前社会大环境下具有优势互补与融合发展的潜质。

共情与修辞千丝万缕且直击概念核心的关系为修辞在新时代衍生新模式提供了重要启示。李克、朱虹宇提出“共情修辞”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修辞目的的驱动下，修辞者有意识地使自己进入对受众的共情状态，在能力范围之内达成与受众情感的时间同步和类别同向，并能够清楚判断受众和自身情感类型及来源，区分受众和自我表征，随后设定并施行修辞策略，这一修辞运作机制可被称为‘共情修辞’。”其机制图如下：

图 1 共情修辞机制图

从确立修辞目的到对受众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修辞者的审慎考虑与选择，而共情修辞更是需要修辞者时刻保持共情状态的同时将该状态糅入修辞实践，使其成为思维与行动的指引。亦可认为，共情修辞在修辞前阶段已将受众处境纳入考量范畴，最初聚焦于修辞内容、修辞手段及受众反馈等细节性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扩大讨论范围，延伸至社会背景、文化影响、权力关系等方面，接近于“由点及面”的思维范式与研究路径。修辞者在这一看似简单实则困难且复杂的修辞范式中身负重任，不仅需要满足受众的情感与认知期待，更要对修辞效果负责，而共情修辞所开辟的就是以共情为轴心、以修辞效果为指向的新视角。

共情对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的关注弥补了传统修辞对情感的侧重，虽然同样强调情感价值，但从更为理智的视角对待修辞情境及受众，在分析对方主客观状态的前提下展开带有人本主义温度的修辞实践，以隐性互动的形式与受众实现和谐交流。所谓隐性互动，即是受众的存在本身已足以构成修辞预设，而其更具体化、独特化的特征是修辞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考察的对象，也就是“修辞者需要与受众保持互动，密切关注受众的表情或反应，想办法调节受众的情感，使之处于最易于接受说服的状态”。共情修辞中的修辞者可谓将对受众的关注发挥至极致，使自身成为受众情感与认知的切身体验者，这对调节受众情感并达成修辞目的来说无异于是强力助攻。

伯克所言的同情认同和共情修辞有诸多相通之处。尤其在对受众的关注方面，两者都强调受众的情感状态对修辞效果的影响，但是两者的理论和实践出发点却不完全相同，前者以受众的同情为目标，而后者所指涉的共情却是修辞者的共情。两种修辞理念站在了不同立场，分别呈现了受众和修辞者的主动性。共情修辞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对伯克新修辞学之认同观的继承，体现了新时代修辞实践的发展趋势，即更加关注受众状态，以“求同存异”的视角对待修辞结果，在多元融合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修辞“所能产生的巨大社会文化力量”。当前个人、团体、国家甚至国际组织交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人本主义的吸纳与应用将话语研究的中心拉回到“人”本身，此时人之情感对话语及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世界的影响成为一个需要谨慎思考的话题，共情修辞的出现就是对该话题进行思考的产物。

虽然共情修辞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代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难度：修辞者和共情者两个身份合二为一，使得我们对修辞者的共情能力有较高要求，这对修辞者来说具有挑战性；共情修辞对情感的重视有可能导致修辞者陷入唯情感论的陷阱，进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客观现实。这些不易把握之处都需要实践者谨慎对待情感，充分挖掘和利用共情对修辞的积极作用。当我们把情感要素如此显性地置于广义修辞中，并形成了普适性较强的理论框架，说明共情修辞至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来自其理论与应用意义。充分发挥共情修辞的价值，使其有利影响扩展至更大范围，就要从国际交往中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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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情修辞与国家

外部认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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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的研究最先源于社会学领域，依据行为的施动者，关涉国家的认同可分为国家内部认同和国家外部认同，前者一般称为“国家认同”，其核心是“对共同体价值的认同”，执行国家认同的主体为国家内部成员；后者指其他国家或其成员对本国整体或部分地持有肯定和信任的态度，该积极态度融于国际交往中，并接续促生一系列现实价值。国家外部认同建构不仅关涉国家硬实力，也展现出包含修辞能力、传播能力等的国家软实力。

从新修辞学的观点来看，交流是为了消除分离，且修辞就是一种试图化解自然的且无法避免的隔阂。国家外部认同是以国际交往为背景、以国家为主体单位的认同形式，同样可以通过修辞得以建构。修辞所涵盖的范围之广与实践路径的多样性促使我们将“建构工作”具体化与可操作化，即探寻特定修辞模式下如何建构以及建构效果的问题。那么，庞杂的修辞模式各有其特点与价值，我们又何以能确保共情修辞可被归于可用之列？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从共情修辞的本质及其与建构国家外部认同的关系中觅得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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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情修辞的亲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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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修辞环境衍生出不同的修辞类型。修辞手段的更新迭代受到国家政策、社会现象、个人经验、即时场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修辞研究重心的整体转移又受激发或受牵制于社会环境和学科发展的自然趋势与规划。这都表明修辞是一种社会产物，修辞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修辞不仅能够呈现、描述、反映社会现实，也能够重塑社会现实，催生新的社会行为，并产生短期直接效果与长远间接影响。发挥修辞的社会作用，鼓励公众施行有益于公共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亲社会行为，不仅是对修辞之社会属性的延伸，更是修辞作为社会产物所能给出的积极且具有高价值和高效益的反馈。在所有不拘泥于修辞文本表象的带着“回弹力”的亲社会形式中，共情修辞应占有一席之地，原因在于亲社会行为与共情之间同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指“个体自愿做出的，可以给别人带来好处, 并促进相互之间和谐人际关系的行为”。共情能够激发出个人的亲社会行为。共情−利他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最早认为个人的共情能力与帮助他人的行为具有正向联系，社会心理学创始人Mcdougall则“倾向于把共情作为所有积极的社会关系的条件和基础”。共情是交际的润滑剂，促进交际发起者理解他人处境，从而给被共情者带来人本主义关怀，此时共情“搭建起自己同他人之间的情感体验以及与他人幸福感的普遍联系”，成为“助人行为的源泉”。有学者以儿童、大学生等不同群体为实验对象，或通过元分析的方法加以探究，结果均表明个人共情水平与其亲社会行为成正相关。由此可见，共情本身对亲社会行为具有促生或加强作用，共情者有诉诸亲社会行为的心理趋向，故而共情可被视为一种带有亲社会属性的社会现象。

共情修辞将共情的心理机制融入修辞话语的同时吸纳了共情的亲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于共情修辞对受众的修辞关注与情感关怀、对修辞目的的灵活变通、对修辞策略的人本主义调试、对修辞效果的多元化对待等。从该意义上讲，共情修辞本身即是一种与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紧密相关的“亲社会修辞”，修辞者对受众的尊重有利于解决某些暗含尖锐矛盾的社会问题，促进形成稳定和谐的交流环境与社会话语生态，该意义在国与国的交往语境中被加深至最大程度。虽然国际交往的正式性、严肃性、规则性十分显著，但是其核心依旧可以具体化为“人”及“人的利益”，情感随时随地依附于人，亦或隐或现地参与国际交往，因此如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沟通中适当采用共情修辞，发挥其亲社会效用，则当受众接收到来自修辞者的亲社会信息之时，将有更大的可能做出积极的修辞反馈及接续的实际行动，这对利益攸关的国际交往而言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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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情修辞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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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所有国家都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的国际形势之下，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之密切程度与日俱增，沟通与合作成为国家发展刚需，而其中赢得外部认同则是成功沟通的前提或结果，亦是达成合作的隐性驱动力。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向的国际社会中，我们追求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的相互理解与互帮互助，而非一味通过灌输信息来获取表里不一的外部认同，共情的参与或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共情需要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形成联结，同时又不能混淆自我和他人的观点。”在理性基础上认识到他者的独立性与独特性，通过批判性视角审视自身与他者的客观处境及联系，虽然这种审视的出发点是情感，但是最终被延伸至与情感有关的几乎所有现实情境的各个角落。从研究领域上看，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发现，近20年来“共情研究的主题从早期的人格特质、态度、情绪，逐渐转向了社会认知”。共情从侧重个人之间的交流，拓展到整个社会的内部交流模式，它的依附单位从个体发展到团体，也就是说，任何拥有内在连接关系的团体与其他团体交流过程中都可能产生共情。

国家作为典型的团体，在正常国际间的交流中亦彰显出共情，其间有效、顺利的沟通与交往关涉各种因素，共情及其背后的客观现实与这些因素的重叠范围之广足以让我们认为对前者的深入探究可对国家间交往产生良好影响。更进一步讲，在国家交往中糅入共情概念并将其诉诸实践，可以解释部分成功案例，并为今后的研究与实践带来启示。共情修辞是共情的修辞性表现形式，对共情修辞的合理运用能够展现修辞者的亲社会意向，提升友好交流效果，在国际平台上发挥共情修辞的情感感染和行动激发等积极作用。

在对外交流中纳入共情修辞理念，是作为“国家话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修辞能力”的具体体现，也反映了“从个体修辞学走向公共修辞学、从民众修辞学走向国家修辞学”的发展趋势。国家作为高级别的修辞机构，在涉及国际交往的修辞行为中“发出自己集体的声音，处理与外界的关系，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和挑战”其修辞行为受到多方瞩目的同时亦产生多维影响。共情修辞因其亲社会特征及推动建构国家外部认同的内在潜力，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国家间互通互融并加深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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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情修辞推动对外话语中的国家外部认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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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所探讨的国家形象传播或国家软实力建构，究其根本，是通过不同途径对外宣传符合他国认知水平或情感需求的关于本国真实有效的信息。从修辞学视角来看，这些宣传途径是对修辞手段的运用，包括话语修辞、视觉修辞、建筑修辞甚至身体修辞等方式，经由修辞者国家向受众国家传递修辞内容，促成受众国家产生对修辞者国家的全面或者局部认同，进而实现顺利交流，这种形式的认同即国家外部认同。

话语修辞承载着国家的价值形态，是外部世界了解一个国家的直接凭借，因此也是决定是否认同该国的依据之一。如前所述，现代社会并非事事趋同，不仅个人之间，国家之间亦是如此。各国共同追求繁荣发展，但又存在道路和方针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随着发展的深入愈加明显。“求同存异”外交思维的演进与超越才是指导新中国外交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因此，建构国家外部认同过程中，单凭记叙或述说无法使受众充分理解与接受，共情修辞可加强修辞效果并有效促进国家对外交往，这和国家形象传播中“要用对方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以及“要理解和尊重异质文化”的理念高度契合，在推动建构国家外部认同中具有适用性。我们在两会外长记者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等修辞文本或大型活动中，都可找到共情修辞的明显痕迹，这表明共情修辞已经渗入对外话语中，成为获取外部世界认同的途径之一。不过该途径还需要我们加以显化和分析，才能在今后的实践中成为规范化和系统化的修辞范式。

两会期间的外交部部长记者会每年召开一届，主题为“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在记者会上，中外记者就会议主题提问，中国外长现场回答。从参与方（中国外交部与世界主流媒体记者）、内容（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发布渠道（官方媒体）等可以看出，该记者会是中国展现对外交往政策与态度并塑造对外形象的重要窗口。每年的记者会都是对过去一年及现状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外长的回答体现了中国对外修辞的站位。我们发现，外长在回答中外记者问题之时，并非仅阐述中国外交客观情况，同时在修辞话语中彰显人本主义原则，考虑对方处境，传达关怀意愿，这是共情修辞的体现。我们以两会外长记者会现场资料为语料，分别选取基于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的两个案例，探析共情修辞在建构国家外部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例1：中欧关系当前总体向好，双方之间的共识远多于分歧。特别是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中欧双方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方面有着一致立场和共同诉求。另一方面，中欧关系也不时受到一些干扰和影响。我们希望与欧方加强对话沟通，妥善加以管控和处理。独立自主历来是欧洲的传统。我们相信，作为国际上的主要力量之一，欧洲一定会从自身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保持对华政策的独立性、稳定性和积极性，与中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共同为捍卫国际规则、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2019）

例1是安莎社（ANSA）记者提问“欧中应该如何巩固双边关系和互信”后中国外长的回答。外长的回答不仅明示了中方立场，还通过“有着一致立场和共同诉求”彰显欧方“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态度，其中展现出中方对欧方对该话题的情感倾向及其背后的认知原因，这是共情修辞中从认知共情到修辞呈现的阶段。陈述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赢得欧方受众认同的同时，也能够为后续论述的观点奠定逻辑基调。同样利用认知型共情修辞的还有随后的“独立自主历来是欧洲的传统”，相比前面相对平直的客观陈述，该句出现的位置较为特殊。外长率先以“我们希望”表达对欧方的期待，而后使用基于认知共情的修辞话语阐明欧方外交立场，不仅起到事实陈述作用，也是一种对欧方及他国的友好提示，表面有助于赢得受众对该部分修辞内容的认同，实则将认同范围扩展至中方对欧方的期待，夯实了“无意识认同”，是共情心理与修辞手段的巧妙结合。

随后的回答中，外长并未直接表示“欧洲应当”如何做，而率先对欧洲的“国际上的主要力量之一”这一地位给予肯定，然后站在对方立场上采用建议语气，以“我们相信……欧洲一定会……”的说法直接表达出对欧洲所怀的期望和信念，一方面展现出作为修辞者的中方的希冀，一方面是对欧洲客观立场的阐述和对未来行动方向的友好提示，隐藏其中的认知共情是该修辞话语的产生根源。“自身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则是外长从现实角度点明解决该问题的出发点，以理性层面的认知共情视角支持对方做有利于自身利益之事，比直接的命令或祈使语气更有助于促进认同的建构。

例2：这些年来，金砖机制的成长有起有伏，金砖各国面临的挑战各有不同，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金砖国家就像五根手指，伸开来各有所长，攥起来就是一只拳头。只要五国团结一心，金砖不仅不会褪色，还会更加闪亮。（2017）

例2是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提问“对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深层考虑”后外长的回答。金砖国家之间具有深厚的情感基础和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就诸多国际问题持共同意见。外长此处引用习近平主席之言，将金砖五国喻为五根手指，五根手指攥起来形成的“拳头”代表了五个国家相互团结的状态，暗示国家之间相生相依的关系。从情感层面来看，该比喻句附带了明显的友好情谊，就五国在实际合作事务中的紧密关系来看，中方这一说法合“情”合“理”，既是比喻亦是现实，此基于情感共情的共情修辞有助于拉近彼此情感与认知距离。接下来的“金砖不会褪色，还会更加闪亮”则从未来发展的角度，通过隐喻鼓励金砖国家充满自信，团结一致，共同前行，建立富有金砖特色的共同体。带有鼓励色彩的修辞表达通过与受众的情感共情，传达了情感能量，继承了传统修辞学中的情感诉诸理念，有助于拉近修辞者和受众的距离，促进受众对修辞者的认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情感共情促发的共情修辞在外长记者会中的使用远少于基于认知共情的共情修辞，这与国际交往的特殊修辞情境有关，并不能以此断言何种共情修辞或者修辞手段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外长对国内外记者的提问所做出的回答中流露出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种共情模式交融于国际交往中，以共情修辞的形式向国内外受众传达了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以及对国内、国际热点话题的态度。我们虽无需刻意塑造或美化国家形象，但是通过共情修辞或可提升话语表达效果，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为修辞话语增添人本主义色彩与对受众的情感感染力，拉近修辞者与受众之间距离的同时为国家外部认同的建构提供必要的受众基础，由点及面地产生国际影响并带来实际效益。

两会记者会上的修辞文本以政治性的外交修辞为主，是一个国家对外传达观点和态度的直接窗口，对中国国家外部认同的建构具有宏观指引作用。除此之外，具有全民性和非政治性特征的体育活动中同样不乏以共情修辞方式传递态度、联结情感和建构认同的痕迹。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延续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中“因为疫情，大家难以共聚，也要借体育彼此共情，共克时艰”的内蕴，彰显出文化自信的中国通过共情修辞吸引世界人民关注、传播正向能量、纠正外界偏见并建构国家外部认同。共情不仅是这两场大型修辞活动整体布局的基础，亦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作为共情者和修辞者，将受众的情感状态置于重要位置，每个环节无不考虑到受众的情感接受，把受众所看重、所需要、所喜爱的元素串联成浪漫温情的视觉盛宴，收获了媒体和民众的较高评价，间接推动建构中国国家外部认同。

开幕式上的国旗入场环节中，由56个民族及各行各业的代表在《我和我的祖国》乐曲声中，将国旗以手手相传的方式传递给国旗班。国旗、国旗班、国歌等元素为各国人民共同尊重，这些元素激起的爱国热情更是人类情感中最为基础的类型之一。虽然开幕式上以呈现中国元素为主，但是传达出的张弛有度的爱国热情具有足够的感染力，可激发出世界人民对各自国家的家国情怀。开幕式上运动员出场之前，“冰雪五环”的破冰而出表征的是奥林匹克精神不受外部艰难险阻所扰，尤其在新冠疫情形势依旧严峻的当下，举办冬奥会困难重重，但是奥运五环所象征的奥林匹克精神未被“冰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精神在五环的映射下显得尤为突出。当各国人民的情感共鸣随五环升起，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也弥漫至世界各地。此外，开幕式和闭幕式皆以儿童作为主要表演者之一，“一朵雪花”的故事和“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唱响的《奥林匹克颂》等充满童真童趣却富有内涵与深情的表演，传递的是纯洁本真、不受外界杂音影响的奥林匹克精神和东道主国家的友好情感态度，此中修辞者的共情努力得以体现。

各国人民共同理解和共同享有的元素虽不胜枚举，但是在冬奥会开、闭幕式这种世界性的体育盛宴上，谨慎选择修辞元素及预设其有可能激起的情感，是中国作为修辞者面临的一大艰巨任务。开、闭幕式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以国旗、国歌、火炬、五环等为象征，将音乐、舞蹈、科技等作为修辞手段，整体呈现出有取有舍、有理有据的共情修辞印迹。中国和其他各国在冬奥会开幕式上融为一体，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对开、闭幕式所呈现场景的共情推动建构中国的国家外部认同，同时中国的共情性人文关怀推动奥林匹克精神的弘扬，共情修辞的价值在这一层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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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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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与稳固不单体现于GDP等可量化的指标，还与国家外部认同等不可见且衡量难度较高的复杂因素密切相关。由近年国际社会舆论可以看出，我国在建构外部世界认同上仍有提升空间。应该如何通过修辞辅助构建国家外部认同成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采用基于修辞学与心理学的共情修辞机制来尝试提出建议。共情修辞将受众的情感、认知等纳入考量，赋予利益交织的严肃的国际交流以人文主义色彩，试图平衡“情”与“理”在国家外部认同的建构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共情的亲社会行为属性。而这种亲社会属性有助于推动修辞者主动且不带偏见地理解受众，为建构修辞者国家的国家外部认同塑造良好的修辞氛围，以共情修辞催生友好情感并获得共同利益。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限于文章篇幅，对例证的选取不足以及缺少对例证的量化整合。共情修辞在人际交流、国家交流中的广泛运用使其不乏例证支撑，对这些具体修辞现象进行整合归类与量化统计、细化理论应用等是今后研究需要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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